毕飞宇的小说有一种奇异的基调，这种基调当中的重要元素之一当然是“声音”，这在批评家李敬泽笔下专门辨析过。多年后的今天，我重读毕飞宇的短篇小说《地球上的王家庄》，我没有失望，我的确再一次听见了那种极为独特的声音，它摆脱了时间的尘封和越加挑剔的苛刻，依然那么鲜活，令人暗暗赞叹。这个声音构成了毕飞宇不可替代的风格学，也成为他醒目的美学标志。

　　毕飞宇的叙事对于“听觉”的重视在当代小说家中不说是的，也是屈指可数的。小说家都有自己的声音，但这种声音更多的是“心中的声音”，它是作家在意念中的想象性声音，而不是声带在空气里颤动的真实声音。但我觉得在毕飞宇的小说当中，还真是有一个肉嗓子的艺术装置，这个肉嗓子尽量让意念的声音变成空气中的声音，因而它嘹亮，申辩，花腔，甚至贫嘴。我甚至怀疑作家在写作时会不会大声朗读出来，让耳朵直接对那声音进行评判。我在读毕飞宇的小说时，它时常让阅读激起某种三维感受，仿佛作家正在跟你亲口讲述这个故事。毕飞宇在文章《听，阅读的新姿势》中说：“文字的基本属性有两个，一个是‘形’，这是供我们阅读用的，它作用于视力；但是，文字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属性，那就是‘音’，这是供我们说话用的，它取决于我们的听。‘形’和‘音’并不构成彼此矛盾的关系，然而，出于生理的特征，我们在面对文字的时候很难兼顾。比方说，我们说话了，我们接受的是‘音’，我们自然就会忽略文字的‘形’；同样，在我们阅读的时候，我们自然专注于文字的‘形’，很难体会文字的‘音’。”在这样的基本认识当中，他把注意力对准了文字的音，他像是个古典的乐师，在悬挂的钟磬上边左敲几下，右敲几下，听听不同钟磬所发出的独特声响。那钟磬，对他而言自然就是文字。他敲击着语言，在回音中思谋着下一个句子。

　　不过，在这声音之外，还有许多难以描述的事物，那些事物也是意味深长，值得进一步辨析的。在《地球上的王家庄》这个短篇小说当中，的视角被他拿捏到了，从而获得了一种更加幽微深远的象征性。是人类生命敏感的时期，是生命的上升阶段，在这一时期，所有的经验都会被以的敏感度去体验，因此，其所经历的一切都会被无限放大，从而抵达一种更高层面的审美维度。这是一种生命的哲学与美学的交汇贯通。我们得忘记我们脑海中的那些已经凝固的知识，去真正理解没上过学的次面对世界地图时的情景。事实上，所面对的，也就是世界本身的某种现身，们不可能无动于衷。们被一种关于世界的整体性图景给震惊了，给驱动了，尤其是叙事者“我”，因为我们知道，这个“我”有一个喜欢夜观宇宙的父亲。

　　叙事的动力来自于那种奇妙的不对称性。大与小的并置是文学上的一种经典手法，像斯蒂文森的诗歌《坛子轶事》，其中的关键意象便是渺小的坛子和阔大的田纳西州之间的对比。“我把一只圆形的坛子放在田纳西的山顶。凌乱的荒野围向山峰。荒野向坛子涌起，匍匐在四周不再荒凉。”正是坛子的小，才让“大而无当”的荒野获得了某种秩序。同样，无名之地王家庄与全世界的并置，这就像是落差高达百米的三峡大坝，河流被蓄积，势能在酝酿，终于，水从高处跃下，原本极为柔弱的事物爆发出了惊人的能量，在经过涡轮机后，又转化为源源不断的电能，驱动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。

　　小说一开篇便有着与众不同的幽默：“我还是更喜欢鸭子，它们一共有八十六只。队长把这些鸭子统统交给了我。队长强调说：‘八十六，你数好了，只许多，不许少。’我没法数。并不是我不识数，如果有时间，我可以从一数到一千。但是我数不清这群鸭子。它们不停地动，没有一只鸭子肯老老实实地待上一分钟。我数过一次，八十六只鸭子被我数到了一百零二。数字是不可靠的，数字是死的，但鸭是活的。所以数字永远大于鸭子。”毕飞宇深谙短篇小说叙事的音乐节奏，“八十六或一百零二只鸭子”这个奇妙的说法反复出现，宛如一首音乐的基本旋律。在这种有意的重复当中，每一次重复都在加深和拓展着某种意义的表达与呈示。这相较于传统小说对鸭子的具体外形以及动态的描写，实在是要高明许多。

　　李敬泽说，毕飞宇的叙事是在跟语言较劲儿。那么，在《地球上的王家庄》当中，这种较劲儿表现得非常明显，还不仅仅体现在对语言的较劲儿上，还体现在这个叙事者跟世界的较劲儿上。这种较劲儿直接变成了情节，变成了行动：这个居然要赶着“八十六或一百零二只鸭子”去世界的边缘看看，这让这个切口很小的小说骤然具了一个极为雄心壮志的内核。这也让我们发现，他跟语言的较劲儿，不是一种修辞学意义上的修改或打磨，它更像是一种淬炼，在普通语言的顽石中非要开凿出一些矿物质来。这种较劲儿体现在一个普通的意义叙事单元中，作者都试图要让它产生一个小小的高潮，至少是波澜。——这便是毕飞宇的叙事野心，并终构成了他的叙事风格与叙事动力。

　　还有那个着墨不多的父亲形象，简直就是那个特殊时代的化身。“父亲说：‘地球是不能用眼睛去找的，要用你的脚。’父亲对着漆黑的四周看了几眼，用手掸了掸身边的萤火虫，犹豫了半天，说：‘我们不说地球上的事。’”中国人都明白为什么父亲不说地球上的事情，是因为那个时代没法说。但这篇小说的开阔之处便是超越了具体的时代，让我们看到了知识对于人类想象力的制约与拓展。小说借助世界地图的意象，获得了一种浩大的俯视心态。那些没有联系的事物，紧密地放置在了同一个视野当中。叙事获得了高度，有趣的是，这就像是宇航员在太空中俯瞰的同时，也体会到了失重的感觉。在这里的“失重”完全没有贬义，而是完全相反，这种“失重”是非常迷人的，能造成这种失重的小说家，其实并不多见。小说的两个细节很有意思，儿子首先觉得仰望宇宙的父亲是个神经病，后父亲骂儿子是个神经病，小说在这里戛然而止。显然，这两个细节构成了小说的框架，也像是某种刹车机制，让叙事的“失重”重新安全地降落到现实的层面上，从而保证了小说依然处于现实的维度，没有违反与现实签订的协议。

　　但我们还是得留意，这篇接地气的小说其叙事不是靠着情节来推动的，而是靠着纯粹的观念来引发的。某种精神层面的假设，召唤着人物的行动。我想说，这是一篇典型的“精神飞行”的小说。它在日常的掩护下，实则陌生化到了。世界被重新改写了，因而获得了新的照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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